张伯伟 | 再识自身传统：释批评（下）
中国文学批评课 · 序说
二、课程释名
2、批评
（续上期）
我们对二十世纪以前欧美和俄国的文学批评做了一个大致的扫描，现在可以来看中国的“批评”了。我相信，只要不怀有任何偏见或先入之见，就一定能够看到中国文学批评的丰富、早熟是那么的令人惊叹，要是做个形象的比喻，东方的龙面对西方的鹰或北极的熊，至少可以毫无愧色，如果不说是鹤立鸡群的话。
对“批评”一事的概念表述，中国传统中最早使用的是“说诗”，这是由孟子提出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说诗”就相当于“批评”，“批评家”就是“说诗者”。即便在后来出现了“诗话”，但以“说诗”为名者也比比皆是，拿清代为例，就有伍涵芬的《说诗乐趣》、沈德潜的《说诗晬语》、吴雷发的《说诗菅蒯》、张昶的《说诗诗话》，就算到民国年间，也还有范罕的《蜗牛舍说诗新语》、钱振鍠的《谪星说诗》等。从语源上来说，它与西方“批评”的语义不同，其性格也有很大差异。什么是“说”？借用中国最古老而权威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曰：“说，说释也。”段玉裁又做了进一步阐明：“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而“意”和“志”都是从心的，“以意逆志”若是换一个说法，也就是“以心印心”。“悦怿”是喜悦，但从“说诗”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以某种情感反应为代表。所以一开始，西方的“批评”表现出来的是如同法官断案一般的理性判别，而中国的“说诗”则是由感情伴随的活动。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心，依次是“情为至，文次之，法为下”（王夫之《诗广传》卷一），这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在说诗的具体实践中，情感反应可能是欢然心悦，也可能是黯然神伤；有时怅然若失，有时欣然有得。在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参见张伯伟《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我们以后在讨论《文心雕龙·知音篇》的时候，会有更加详细的阐发。而今中国思想史的“情本体”，其价值得到了重新发掘，如李泽厚《伦理学纲要》；在西方思想家眼中，“情感”力量的重要也受到了肯定并付诸实践，如被称作“情感的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前言》）；抒情理论也开始引起学界注意，如乔纳森·卡勒的《抒情诗理论》（Theory of the Lyric）。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阐释和探索空间。
沈德潜《说诗晬语》
“论文”是中国人讲“批评”的另一个表述，最早的文献出处在曹丕的《典论论文》，收在萧统《文选》中。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论文之作。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有两点：
一是“论文者”也就是“批评家”的前提条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曹丕的话有现实针对性，即指曹植，但也有超越具体事件人物的普遍意义。曹植《与杨德祖书》：“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忘（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至于后代，则如杜甫所谓“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皇甫湜讥讽时人云：“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原文误作‘宋玉’）为老兵矣；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全唐诗话》卷二）当然，这不是中国文学批评独有的、唯一的特色，“审己以度人”也是一个传统，而且是优良传统。《戏为六绝句》是杜甫的“论诗诗”，系统展示了其诗学观念，钱谦益就揭示了其标题中“戏”字的含义：“题之曰‘戏’，亦见其通怀商榷，不欲自以为是。”（《钱注杜诗》）后人也常常延续此风，以清人论诗绝句为例，如钱谦益《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王士禛《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潘德舆《取近人诗集纵观之戏为绝句》、陈衍《戏用上下平韵作论诗绝句三十首》等等，体现的就是别一种批评传统。
宋刻本《文选》
第二点是所谓“不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曹丕心目中这里的“文章”，不是通常的抒情短制，实际所指是子书，故云：“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这句话的全部意思是：孔融等“七子”都已经去世了，这里面只有徐幹写了一部《中论》，能够成一家言，其书其名可以不朽。《中论》属于子书，子书最重要的是能够“成一家言”，所以先秦子书大多用其名命作书名，如《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等。司马迁《史记》最初的书名在《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是《太史公》百三十篇。“太史公”是司马迁的自称，以之命名其书，也就是要当作子书对待。既是子书，就要“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曹丕强调“成一家言”，曹植也期待“成一家之言”（《与杨德祖书》，其后有“虽未能藏之于名山”云云，显然秉承了司马迁之意）。北大王瑶先生生前（1988）曾对研究生讲过学问的层次：“第一等是定论，第二等是一家之言，第三等是自圆其说，第四等是人云亦云。”（袁行霈《听雨集·八挽录·挽王瑶先生》，收入《诗词与小品》）但我认为，学术上的“定论”是绝无可能的奢望，“一家之言”就是人文学者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曹丕的《典论》就是一部子书，他自己也非常重视，《论文》是其中一篇，篇末见志，以“成一家言”煞尾，实有深意。刘知幾谓良史要有才学识，“批评”也要有才学识，并且最重要的是“识”。能否“成一家言”，关键就在于是否有“识”，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后来严羽《沧浪诗话》独标“识”字，再三致意：“夫学诗者以识为主。”“正法眼之无传久矣。”“看诗须着金刚眼睛。”若被“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时下颇有人误“见闻”为“见识”，这本身就是“无识”。刘咸炘云：“世人皆言广见识，见而能识者几何？惟恃多见，亦何益哉。”（《余力录·文史通义解》，收入《推十书》丁辑）而且时下之所谓“见闻”者，大多为近世末流短书，以此而望培养其“识”，真古人所谓“正墙面而立”。刘咸炘曾引用戴震的话说：“书略旧便有几分好处。”为此而专门写了《旧书录》（见《推十书》丁辑）。真会打扮穿衣的名门闺秀，乃是“颜色上伊身便好，带些黯淡大家风”（黄任《香草笺·杂思九》），就像贾府里薛宝钗穿的袄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红楼梦》第八回），只有乞儿暴富才热衷赶时髦、“闹处即入”（借用《临济录》语），惟流行是逐。学术上也类似。
宋刻本《文选》
此后有所谓“总集”，见《隋书·经籍志》；有“文史”，见吴兢《西斋书目》；有“诗评”、“文评”，而终之以“诗文评”，见《四库全书总目》。这些都是有关“批评”在“目录”类文献中的名称。在中国传统中，目录学不止是仅仅记载书目的簿录之学，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从目录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批评，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很早就有了“独立”意识。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宋三朝艺文志》云：
《隋书·经籍志》将评论文学之著归在“总集类”，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毕竟不很纯粹。所以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中就新创一类曰“文史”，所谓“文史”，用《中兴馆阁艺文志》的话说，就是“讥评文人之得失也”，也就是“批评”。最晚到公元八世纪，“批评”类书具有独立的价值，中国人在那时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意识。但这毕竟还是私家目录，反映了其个人的“孤明先发”。吕夷简等人修《宋三朝国史》，明确采用了吴兢的命名，用“文史”代表批评类著述。其后的《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公私书目，都将批评类从总集中析出，冠以“文史”之名。以《文献通考》为例，除了著录了《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还包括诗格、句图、诗话、文话等批评书目，反映的应该是宋元时代的普遍认识。郑樵《通志·艺文略》，列有“诗评”类，到《四库全书》就正式更名为“诗文评类”。现代人一般说到中国的“批评”概念，往往就举“诗文评类”为代表，实际上其名称要丰富得多。如果比较一下欧洲的情况，“批评”一词在十七世纪之前还基本上在文献校勘上打转，类似于刘向《别录》说的“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就不能不钦佩中国古人在批评意识上的超前以及批评实践上的多样。
以往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最大诟病集中在人们认为它是经验型的而非思辨型的，是散状的而非体系的。1892年，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前言》中为其书未涉及东方艺术（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而辩解道：“不能要求我去论述这种就我所知还没有达到纯化为思辨理论的程度的审美意识。”但他也还是期待：“如果有一位高手能够按照美学理论来研究这种艺术，那将会对近代思辨大有帮助。”他还引用了威廉·莫里斯的话，指出“这种艺术”未能达到思辨理论程度的原因是“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中的非构造性特征必定与这种脱离进步有着根本的联系”，并发挥道：“它与欧洲人的美感相差甚远，而且也不能很好地与欧洲人的美感形成同样相互联系的历史”。其“欧洲中心观”的立场和眼光极为鲜明。在鲍桑葵看来，威廉·莫里斯是“一位最有资格进行评判的作家”，但也许他对希腊、罗马的建筑很有研究，而对中国的诗词、绘画却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所以，他评论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具有“非构造性特征”也不啻盲人摸象，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判断也就近乎谵言呓语。哲学也好，美学也好，批评也好，思辨型和经验型是两种不同的形态，严整体系与片言只语是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虽各有其自身的优劣，但两者之间却很难作简单轩轾。钱锺书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读〈拉奥孔〉》，《七缀集》）这个问题比较大，暂时就说到这里。只是想再提一句，就是今天的学术表达，基本上采用的是论文和著作方式，所以，强调思辨、强调理论是非常必要的。中国传统批评忽视了这一方面，所以今天更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加以弥补和改善。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既然正式列出了“诗文评”，所以也对传统的批评著作有了一个基本分类，初步构拟了传统文学批评的文献体系。《总目》云：
这是以成为专书者而言，共分五类。韦勒克曾经列举欧洲文学批评的著述样式：“我在此愿意指出，文学批评早就使用了最不相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如贺拉斯（Horace）、维德（Vida）和蒲伯（Pope）用诗歌，又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用言简意赅的格言，或者是抽象的、平淡的甚至是糟糕的论文形式。”（《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也就是诗、格言、论文三类，而且诗和格言的数量有限，主要是论文。相较而言，中国文学批评的形式也要丰富很多。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林宗正教授，几年前曾经撰写了《古代中西诗学表述形式略论》，是我所见到的有关这一问题最为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指出西方历史上那些看似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受到后人吹毛索瘢式的诟病，而且还不失为欧洲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林宗正《古代中西诗学表述形式略论》，载《中国文学学报》第十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所以，仅仅以是否成系统为标准衡量批评的价值，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而肤浅的论断。
除了《文心雕龙》《诗品》（这两种书会专门讲授，此处从略），兹分别介绍诗格、纪事、诗话。
诗格乃教人写诗之著，始于唐代。“格”是法则的意思，有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张健《元代诗法校考》。
纪事从晚唐孟启《本事诗》开始，此前是零散内容，至此辑为一书。后来的《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沿用其体。
诗话始于北宋欧阳修。定义始于许顗《彦周诗话》：“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成为最流行的著述形式。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痛斥之，但未可一概抹杀。
在“五例”之外可以再增 “五例”：
选集。归在“总集”类，但“总集”有“逢诗辄取”者，无选录标准，故改为“选集”。《隋书·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有些选集的批评观念集中体现在序文中，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将评语和选诗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可能从殷璠开始，这一创体也较好地体现了选集的批评功能。这一类选集，在唐代最为著名的是《河岳英灵集》和《中兴间气集》。
明刻本《河岳英灵集》
论诗诗。追溯论诗诗的渊源，可以上推到《诗经》。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已经指出《诗经》中“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未之思也，何远之有”为“论诗而及事”者；“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为“论诗而及辞”者。魏晋以来，如陆机《文赋》和南朝诸家的怀人、咏史及模拟之作，其中也或多或少地含有论诗的成份。但论诗诗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却是到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出现才标志着正式成立的。钱大昕指出：“元遗山论诗绝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诸篇而作也。王贻上仿其体，一时争效之。厥后宋牧仲、朱锡鬯之论画，厉太鸿之论词、论印，递相祖述，而七绝中别启一户牖矣。”（《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
论文书。书信体中含有论诗谈文的内容，大致始于建安以来。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陈琳的《答东阿王笺》等。陆云的《与兄平原书》更是较为集中地表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梁代萧统和萧纲的书信中，也含有不少论诗的内容。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在书信中论诗谈文的比重越来越增多。到了唐代，论诗书成为文人表达文学批评意见的便利方式之一。从唐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许多重要的批评意见就是通过书信体表达的。作为揭开唐诗革新运动序幕的理论纲领，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就是一封书信。白居易、元稹出于补救时弊的政治目的，强调诗歌的讽谕功能，在中唐诗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他们的意见也是集中体现在《与元九书》《叙诗寄乐天书》等文章中的。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也往往在书信体中表达。此外，唐人书信中，有明确标明“论文书”或“论诗书”者，如柳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与徐给事论文书》《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答杨中丞论文书》《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韩愈的《与冯宿论文书》，柳宗元《与友人论文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孙樵《与友人论文书》，陆龟蒙《复友生论文书》、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与李生论诗书》等，从形式发展来看，这是值得注意的。此后，“论文”也成为书信中的一个分支。《文苑英华》收录的“书”体中就有“文章”类。
句图。从魏晋以来的“摘句褒贬”发展形成，至唐代而有专书，如《古文章巧言语》《古今诗人秀句》《续古今诗人秀句》《文场秀句》《泉山秀句》（30卷）。
评点。成型最晚（南宋），因素最为复杂。明清以来极为流行，遍及诗文、戏曲、小说等各类文体。
十例乃举其荦荦大者，之外仍有很多文献。或衍生者（如词话、赋话、文话），或可参照者（如墓志，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或难以归类者（如序跋，《吟窗杂录·杂序》），不一一列举。本课程拟以上述十类分别讲授，尽量使同学多接触原典。
（未完待续）
>原载《中国诗学》第三十四辑（2022年12月）
《回向文学研究》
张伯伟：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
张伯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程千帆古诗讲录》编后记（上）
张伯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程千帆古诗讲录》编后记（中）